乌托邦

首先简单的告诉你，是西方一个作家莫尔写的一本书 ，名字叫做《乌托邦》，书里描述了一个叫做乌托邦岛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以及那里的一些事情，因此这个词被用来大体的形容那种财产共有的大同社会，或者明白点说，就是有点我们国家的共产主义的那个意思啦。具体的相关说明下面copy给你。何谓“乌托邦”？何谓“乌托邦”（Utopia）？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的人把“乌托邦”一词主要理解为：空想（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们把Utopian Socialism翻译为“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相对立的概念是“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马克思主义有别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实干”（说得文雅一些即“实践”）。何谓“空想社会主义”？教科书上说，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他们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他们的学说还不是科学、是不能实现的空想。总的来说，以上各种关于“乌托邦”的提法，都把“乌托邦”与某种变革社会的企图或某种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在西方，还有另外一套理解方式，即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乌托邦，把关于理想社会的小说或其他文体称之为“乌托邦的……”。确实，西方存在着一种文学体裁，叫“乌托邦小说（或故事）”，这类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社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1760-1852年）、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年）、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著作不能算作“乌托邦小说”，他们的著作主要是阐述他们的“科学发现”，详细描述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如傅立叶，他自认为是“发明家”，是“新世界的发明人”，他把“法郎吉”（大型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理想人数规定为一千六百二十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据他自己说，这是按照人类性格的两倍计算出来的，傅立叶喜欢在书中引用数字，以显得“科学”，但为什么性格的数目正好是八百一十，而不是八百二十，这仍然是他个人的秘密。[10]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想法主要是建立生产消费协作社，其实这种想法在当时大工业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并不完全是空想，只要拥有足够的基金，穷人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呢？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在法国的书刊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组织“协作社”的方案，据说“生活在公社中的一切人都比单独经营的人富裕得多”[11]，欧文在爱尔兰的纽拉纳克工厂当经理期间，为工人的福利做了许多工作，工厂的股东获得的利润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不开工，工人照样可以领工资，欧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现合理的劳动制度的好处，并向国会建议建立劳动公社以解决失业问题，不幸的是，工业革命所启动的现代化潮流并没有象欧文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想要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市场运作起来并向全世界扩张，离开了市场，社会化大生产就会停滞不前、陷入政治上的有序（专制）和生产上的无序，最后只能象苏联那样崩溃。欧文他们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以现在的眼光来要求他们、并由此说他们是空想，这岂不是要求太高了？还是回头来说“乌托邦小说”。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的《乌有乡消息》就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进入了未来的英国，在那里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知道自己在虚构，透过虚构，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情操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桃花源记》里的渔人偶然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第二次去却再也找不着了，这篇散文余音袅袅地结束在怅惘的情绪中；《乌托邦》里的航海家则偶然闯入了海外的乌托邦岛，小说由“我”与航海家的对话构成，最后由“我”点出了整个叙述的虚构性质：“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的导言中曾对乌托邦小说的这种虚构性质（或者说游戏性质）进行过批评：“‘乌托邦’概念一方面被不恰当地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用来特指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novel），另一方面（这也是首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小说的明显的抽象性，‘乌托邦’概念保留了这一抽象的游戏形式，以致于独独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被排除在外、被移走了。”[12]布洛赫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抽象的游戏形式”的批评显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的幻想和白日梦不一定非得要指向现实、不一定非得要朝“美梦成真”那个方向上走，幻想和白日梦作为一种游戏有其自身的意义，再往深里说，其实人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由一连串的梦组成的，人生活在很多世界中，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玩法，所谓“现实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说得通俗一点，投入地下一盘棋、打一场球、看一部金庸的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生。不过，布洛赫指出不要把“乌托邦”概念局限在“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上，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科幻小说就不是关于“理想国度”而是关于“尖端技术”的，但它不应完全被排除在“乌托邦”概念所统辖的区域外。当然，布洛赫关于“乌托邦”概念的思考，还有比这深得多的含义，这一点下面慢慢谈。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首先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称，然后它才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不过，由于“乌托邦”一开始（在莫尔那里）就是一个有特定含义（也即有概念内容）的合成词，因此它不同于“张三”、“陆丁”、“乙醇”这类标签式的、无概念内容的专名。Utopia是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的，“u”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的“topo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where”、“No-place”。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中的“eu”联系起来，“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完美的地方、理想国。《乌托邦》的文学形式（海外旅行见闻）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裁的小说很相近，但更重要的是，莫尔身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同时代的《宇宙志引论》（1507年）和《新世界》（1511年）等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此外，柏拉图的《理想国》、耶稣的福音和训诫、原始基督教团财产共有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莫尔写作《乌托邦》时可供参考的原型。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岛人的生活，其最大的特点是财产公有，这使他成为近代世俗社会主义[13]的鼻祖。莫尔对公有制提出的疑问是：“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14]但是这种疑问在“乌托邦岛”是不成问题的，在“乌托邦岛”人人都劳动，主要是务农，其次是从事手工艺劳动，每天工作六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息、娱乐或做学术探讨，由于没有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每天六小时的劳动产生出足够的产品，人们按需分配，黄金贱如粪土。不过，莫尔提出的这个疑问并没有真正得到解答，实际上，这个疑问困扰着以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们，这一疑问是：在未来的公有制下，人们的劳动热情从何而来？在理想社会中，维持高水准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何在？傅立叶（“情欲引力说”）、莫里斯（手工劳动是愉快的）、恩格斯（经常调换工种）、马尔库塞（“爱欲说”）都试图说明劳动本身可能是愉快的、为人所必需的。这一类回答无论怎样都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手工业作坊，无论如何都难以与现代城市生活图景相协调。另一类回答与现代化的趋向联系得更紧密，马克思即是一个代表，他把人的自由以及全面发展与闲暇时间联系在一起，而闲暇时间是可能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长的，也就是说，随着机器的自动化生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人的“活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会变得越来越小，人的闲暇时间会越来越多，因而最终有可能从强制性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当然，在私有制下，总是那些占有资本、分享资本的人才有可能享受闲暇，他们盗取了雇佣劳动者的时间，使得另一部分人终日为生计奔波。）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年）为“崇高的懒散”和“闲暇的乐趣”高唱赞歌，他的《懒散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一书与那种“[体力]劳动光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腔调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闲暇时间的说法显然更容易为现代人接受。当公有制真的在东方落后国家建成之后，最早由莫尔提出的疑问似乎被现实不幸验证了：“吃大锅饭”的人民群众常常消极怠工，政府不得不动用各种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和工人从事高付出、低收入的劳动，并宣扬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思想，但这一切不过表明，贫穷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至于富有的公有制存不存在缺乏劳动热情的问题，还是无法验证。当计划经济进入崩溃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带来了市场，市场带来了效率，也带来了按资分配这一私有制的基本原则。目前的一切迹象都表明，现代化大生产离不开市场，市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比过去好得多的生活，可是迄今为止，我们依旧被异己的社会权力控制和掌握，依旧无法逃脱苦役劳动的阴影，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去想象一种超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理想社会，在此，莫尔的疑问转变为这样一种疑问：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刺激，人们是不是就懒得劳动了？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必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就象我的朋友陆丁说的那样，一边是居民区，一边是机器区，机器负责全部生产，每个人只要随时在Intra-Net上按紧迫程度键入自己的需要，大型的计算机就能虚拟出一个“市场”，调控机器区的生产，从而按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按购买力来“分配”各种产品。[15]关于莫尔提出的疑问就讨论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正题上。由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阐发了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思想，这就使得人们易于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连起来用，最后造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的）”是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在英文中这个形容词是：“utopian”，更容易让人看出它与“utopia”的不同。变成形容词的“乌托邦”显然更象一个概念，而不象一个名称。“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在恩格斯那里的意思是：空想的。但由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终究是个名称，是个标签，所以“乌托邦的”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后来，“乌托邦的”在一些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演变成了一个与“科学的”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急于用这个概念来打击对手，结果把“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可能包含的那些有价值的概念内容给遗忘了。至少，在“乌托邦 / 科学”这对二元概念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切社会理想先天地就被不平等地对待了，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哲学概念是用来述说与我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的。“乌托邦”、“乌托邦的”与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类非常重要的现象实情密切相关。“人们曾多少次如是梦想啊，人们曾多少次梦见可能存在的美好生活啊！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溢着白日梦。”[16]使“乌托邦的”和“乌托邦”最终成为哲学概念的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他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早在17世纪以前，“乌托邦”的形容词形式就出现了，“乌托邦的”不仅是一个贬义的表性质的形容词（奇思怪想、空想、幻想），而且还可用来指一种心理能力或精神倾向。布洛赫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发展了“乌托邦的”这个概念，他用“乌托邦的”来指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倾向：趋向（尚未到来的）更好状态的意向（intention）。[17]这一精神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踪迹。布洛赫从如此理解的“乌托邦的”概念反过来理解“乌托邦”，于是就有了“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地理乌托邦”、“医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这些划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均属于“社会乌托邦”，社会乌托邦也即对理想社会的勾勒、描绘或设计，除了社会乌托邦之外，乌托邦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布洛赫对“乌托邦”概念的使用，显然比前述的狭隘用法更接近现象实情。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与“希望”（Hope）、“朝前的梦想”（forward dream）等概念意思相近，“乌托邦的”则与“希望的”（wishful）、“期盼的”（anticipating）等概念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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